在这里“肥猪拱门”一词所表示的意思和现在的意思已经完全相同，喻指财喜到家的意思。此后有关这种以“肥猪拱门”属吉兆的习俗在北方逐渐流传开，在民国时期，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中开始出现了“肥猪拱门”的图案。而老舍和张恨水在他们以北平为题材的作品《四世同堂》和《金粉世家》中对此也均有所反映。甚至到今天，天津剪纸的十大图案内容中仍保存有“肥猪拱门”这一重要内容(这“十大”图案内容按先后顺序排列为：迎春吊钱、迎春纳福、肥猪拱门、门神群仙、福禄寿喜、龙凤双喜、招财进宝、连年有余、祥禽瑞兽、四季平安)。特别是在天津、河北一带有些地方春节期间“肥猪拱门”甚至取代了门神，成为当地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喜庆图案之一。

不过，在通考古代典籍记载的过程中，笔者惊奇地发现，猪到人家属吉兆是清代才开始逐渐广泛流行在北方的一个民俗，在更早更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，在更大的范围内，特别是在南方的一些地方，和现在肥猪到户意味着财喜到家的说法恰恰相反，猪到人家，常常意味着主人家有灾殃，甚至要发生杀身之祸。

清初安徽全椒人吴敬梓在《儒林外史》第五回“王秀才议立偏房严监生疾终正寝”一章中叙范进和张静斋到高要县汤知县处打秋风，遇到严贡生。这天汤知县升堂：

见两个人进来喊冤，知县叫带上来问。一个叫做王小二，是贡生严大位的紧邻。去年三月内，严贡生家一口才过下来的小猪，走到他家去，他慌忙送回严家。严家说：猪到人家，再寻回来，最不利市。押着出了八钱银子把小猪卖与他。(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5)

在这里，吴敬梓借严贡生的口提出了一个“猪到人家，再寻回来，最不利市”的问题。那么，这种习俗在当时到底存不存在呢?经过考察，我们发现“猪到人家，再寻回来，最不利市”的说法固然没有，而“猪到人家，最不利市”的说法则在当时很多典籍中可以得证明。

明江盈科《谈丛·解喭》：

余邑喭云：“猪来穷家，狗来富家，猫来孝家。”故猪猫二物。皆为忌，有至必杀之。而邑中博士名张宗圣者解曰“喭语政不尔，无足忌者。盖穷家篱穿壁破，故猪来，非猪能兆穷也；富家饮馔丰、遗骨多，故狗来，非狗能兆富也；家多鼠主为耗，故猫来，孝家则耗之讹，非猫能兆孝也(《雪涛小说》，144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)

江氏为今湖南桃源人。又清代福建长乐人梁章钜在《浪迹续谈》卷8“猫衰犬旺”条也说：“吾闽有‘猫衰犬旺’之谚谓猫犬自来．主此兆也。然此语亦自占有之，而各不同。娄氏《田家五行》云：凡六畜自来，可占吉凶。谚云：‘猪来贫，狗来富，猫儿来，开宝库。”’(《浪迹丛谈·续谈·三谈》，394页，中华书局，1981)而笔者在四川射洪、大邑讲学期间，经询问当地人士得知，两地乡间迄今仍有此风俗。可见这种风俗流传区域之广和流传时间之长。吴敬梓通过上面《儒林外史》中的那段描写，是想借此讽刺那位自诩“为人率真，在乡里之间，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”的严贡生其实是颠倒黑自，强词夺理、负肉乡翟的一个无赖。

不过，民间为什么会有“到人家，最不利市”的说法，笔者以为倒恐怕并不是像张宗圣所解释的那样，而是其中另有隐秘待发。试看下面的一组材料：

《三国志·蜀志》卷6裴松之《注》引《蜀记》：(关)羽初出军围樊，梦猪啮其足。语其子平曰：“吾今年衰矣，然不得还”。

《三国志·吴志》卷l6裴松之《注》引《吴录》(留)平语(陆)稀曰：“野猪入丁奉营，此凶征也。”有喜色。袢乃不敢言，还因具启凯，故辍止。

《太白阴经》卷：军行有白气如猪来临者，大惊。宜备。

唐代易静《兵要望江南》：军营内，忽有野猪来，若战先赢后多败，速当移寨避其灾，修谢莫迟回。

《太平广记》卷222“安禄山”(出《定命录》)：玄京御勤政楼，下设百戏，坐安禄山于东间观看。肃宗谏日：“历观今古。无臣下与君上同坐阅戏者”玄宗日：“渠有异相，我欲禳之故耳。”又尝与之夜宴，化为一猪而龙头，左右遽告。帝曰：“渠猪龙，无能为也。”终不杀之。

还有一些材料，这里就不再征引了。

总之，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，在唐以前的典籍记载中，“猪”的出现和降临大多是被人视为凶兆的。为什么古人会存在这种看法呢?笔者以为这是因为“猪”与“诛”谐音的缘故。据刘肃《大唐新语》卷13《谐谑》记载：武则天当政的时候，有一个叫侯思止的，出身卑微，满嘴方音，只是因为上书告密有功，而被授予御史的职务。有天，朝廷规定禁屠宰若干天。这位侯思止知道后顿时愁眉苦脸地对同僚说：“今断屠宰，鸡猪鱼驴，俱不得吃。吃米面，如何得不饥?”结果引得哄堂大笑。原来由于方音的影响，“鸡猪鱼驴，俱不得吃。吃米面，如何得不饥”这几句话，被他说成“圭诛虞缕，居不得诘，诘弭泥(去声)，儒何得不饥”，叽里咕噜，令人不知所云，如何能不笑?在这里侯思止将“猪”说成“诛”，可见古代“猪”和“诛”读音是非常接近的。因此关羽梦见“猪”，即是暗示他此后被诛杀的结局。明乎此，则上述材料中“野猪入丁奉营”、“军行有白气如猪”、“军营内，忽有野猪来”等，为什么都被时人认为是不祥的征兆也就不辩自明了。所以唐玄宗知道安禄山化为“一猪而龙头”的怪物后，自然也就放心了。因为“猪龙”者，可以理解为将来安禄山虽或可僭窃帝位(为龙)，但最终难逃被“诛”杀的命运也。同样如果我们看《南史》卷64《王琳传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王琳手下的大将张平宅所乘坐的战舰，每当要打胜仗时，就会发出类似野猪的叫声，而王琳又为什么会因此把自己统帅的数千艘战舰，都以“野猪”命名。盖因为各人理解的角度不同，同样是“猪”，用在自己身上是表示要“诛”人，用在别人身上是表示要被诛。这并不说明“野猪”在六朝时曾被世人视为瑞兽。陈寅恪先生在《蓟丘之植植于汶湟之最简易解释》一文中曾说：“夫解释古书……并须旁采史实人情，以为参证，不可仅于文句之间，反复研求，遂谓已尽其涵义也。”作为一个主要从事语言研究的工作者，笔者附带在这里提及，希望能引起同行和方家的注意。

大概也就是在唐宋之际，有关猪到人家，开始有了是吉兆的说法。《说郛》卷31下引《客退纪谈》：

猪突入人家，必割其耳；黄昏鸡鸣，必杀之，以为不祥，俗忌也。王隆家方割猪耳，适有神降于伍氏。隆往问日：“猪入门，可乎?”神答日：“猪入门．百福臻。”又问日：“割其耳。何如?”曰：“割猪耳，伤于矢。”隆明日观射，果伤其臂，里中异之。适有沈氏黄昏鸡鸣，问之，答曰：“定昏鸡啼，福禄日跻。”于是沈氏日昌盛。自是人家惟恐猪不入门，鸡不黄昏啼耳。俗之贪利如是。

在这个传说中，猪由于和“福”读音近似因此又和“福”发生了关系，按旧例以猪为不祥而杀之者，反而受到了报应。可惜《客退纪谈》的作者不详，我们只知道为宋人。但这种说法在当时和此后好像并没有大面积流传开，《古今事文类聚》前集卷7引的北宋《贡父诗话》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：张端在河南任职的时候，适逢要祭社，府尹就叫张端去买祭祀用的猪。买回来后，因为时间还没到，就暂时养了起来。一天晚上，猪突然进入张端的厅堂，张端当即就把它给杀了。小吏急忙禀告府尹，府尹责问张端。张端说：按照法律，诸(猪)无故夜入人家者，主人可以马上杀死它，官府不予追究。这则故事，主要反映张端的机智。可假如当时没有猪到人家不吉利的风俗，张端也犯不着冒府尹怪罪的风险把猪杀了吧。

如今猪到人家，究竟是吉还是凶，各地说法尚未得到统一，一般来说，现在北方多以为是吉，而南方仍多以为属凶，也许今后认为“猪到福到”的人会越来越多吧。笔者尝想：由于“猪”既与“诛”音同，又与“福”音近，因此假如一个国家长期处于稳定、繁荣的局面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喜事不断，自然会把肥猪拱门，朝好的方面联想，认为是吉兆。反之当一个国家战乱频仍，百姓朝不保夕，始终处于恐惧的状态。那么，猪到人家，就难免会引起主人的惊慌和恐惧，认为猪的到来是凶兆。这也许能解释同样是猪到人家有时“凶”，有时“吉”吧。